宋代《论语》研究的勃兴及成因

作者:唐明贵 / 2018-03-19 23:58:35
  内容提要 有宋一代,《论语》研究不仅数量大增,而且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,《论语》学进入了所谓的“宋学”时代。其成因与统治者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政策、儒家道统的确立和四书学的兴起、义理之学的兴盛及儒家学者从哲理层面对佛、道思想的吸收融合有关。

  关键词 ]宋代;《论语》研究;大发展;成因

  伴随着儒学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,宋代的《论语》研究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,不仅《论语》研究的数量大增,而且《论语》的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,《论语》学进入了所谓的“宋学”时代。

一、宋代《论语》研究的勃兴

  唐代以降,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,作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,新形势呼唤新理论的诞生。而鉴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,这必须通过创造性解释来完成。因此,许多硕儒名士纷纷著书立说,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,来重建儒学的合法性依据之地位。于是有“四书”及其注释书的出笼,有《论语》及其注释书的大发展。

  第一,《论语》研究数量大增。汉唐时代,研究《论语》的专著见之于著录者共约百余部。其中隋唐时期,由于《五经正义》的出笼,统治者垄断了经典的解释权,致使《论语》研究走向衰落,近四百年才有12部著作问世。而在两宋时代,仅仅三百多年,见于著录的《论语》研究专著,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.艺文志补》和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计有250余部,比以前所有时代《论语》研究数量的总和多出了一倍多,是隋唐时期《论语》研究数量的21倍。仅从著述的数量来看,就可窥见宋代《论语》研究之盛况,是汉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。两宋时期的主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为了阐发己见,重树儒学的雄风,大都有《论语》注本。如周敦颐有《论语》,王安石有《论语解》,苏轼有《论语解》,程颐有《论语说》,张浚有《论语解》,李纲有《论语详说》,胡寅有《论语详说》,朱熹有《论语集义》、《论语详说》、《论语集注》、《论语或问》,张拭有《癸巳论语解》,薛季宣有《论语少学》、《论语直解》,真德秀有《论语集编》,魏了翁有《论语要义》,郑汝谐有《论语意原》等。其中朱熹的《论语集注》是《论语》学史上一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,该书在吸取汉魏古注的基础上,又集宋人释《论》之说,兼下己意,并存疑说,融注音、训诂、考据、义理于一体,而以义理见长,是继何晏《论语集解》、邢昺《论语注疏》之后《论语》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。此书一出,备受后世统治者青睐,甚至被定为科考的基本内容,成为各级学校的必学教材。

  第二,《论语》注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汉唐时期的《论语》注本,由于受汉学研究模式的影响,大都以名物典制的考据训诂和章旬的串讲为主,“间或有一些政治、伦理思想的解说,这些解说也大多停留在政治实践需要的层次上,缺乏深刻的理论思维”(第193页)。及至宋代,《论语》学的注解方式大为扩展,以从汉唐沿袭下来的训诂章句之学治《论语》者仍大有人在,如邢爵的《论语正义》,周式的《论语集解辨误》,纪亶的《论语摘科辨解》,杜莘老的《论语集解》,阮逸的《论语增注》,陈祥道的《论语全解》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于邢昺《论语正义》提要说:“是书大抵剪皇氏之枝蔓,而稍傅以义理,汉学、宋学兹其转关。是疏出而皇疏微,迨伊洛之说出,而是疏又微。故《中兴书目》日:‘其书于章句、训诂、名物之际详矣。’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。”(卷三十五《论语正义》提要)此说以邢昺《论语正义》“稍傅”义理,而作为宋学有别于汉学的一个标志。然而,此书更多的是关注章句串讲、文字释读和名物考释,仍未脱离汉学的窠臼,因此不能作为宋代义理学兴盛的代表作。更多的学者则站在哲学高度上对经典义理的解读和阐发,而且这一部分是注释中的主要内容,《论语》学由此而进入宋学(理学)时期。宋代学者对于经书的注释不仅仅是为了以今释古、扫除阅读理解上的障碍,他们欲以注释经书为手段,借以阐发新儒学,即由训诂以通义理。因此,尽管其注释中也重视文字训诂,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释读而作,而是为了通经明道而作,为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而作。如程颐著有《论语解》,从体用的角度来重新释读“忠恕”:“忠者天道,恕者人道;忠者无妄,恕者所以行乎忠也;忠者体,恕者用,大本达道也。”(第72—73页)又用自家体贴出来的“理”解释孔子的“仁”:“仁者天下之正理。失正理,则无序而不和。”(第62页)对此,朱子曾评价说:“《论语》惟伊川所解,语意含蓄,旨味无穷。”(卷二百十四)其后程门弟子大都有《论语》注本,且皆以义理释《论》,其中尤以谢氏之《论语》学最为有名。他在《序》中说:“予昔者供洒扫于河南夫子之门,仅得毫厘于句读文义之间,而益信此书之难读也。盖‘不学操缦,不能安舷;不学博依,不能安诗;不学杂服,不能安礼’;唯近似者易人也。彼其道高深溥博,不可涯诶如此,傥以童心浅智窥之,岂不大有径庭乎?……能反其心者,可以读是书也。孰能脱去凡近以游高明,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,莫为一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,不求人知而求天知,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?是人虽未必中道,然其心能广矣、明矣、不杂矣,其于读是书也,能无得乎?”这里,谢氏强调《论语》难读,想读懂《论语》,必须“反其心”,必须心无杂念,这就是所谓“明心正性”。只有这样,才能“识圣人之心”,才能“言能中伦,行能中虑”。这正是宋学的研究主题。胡寅在其书后序中说:“《论语》一书,盖先圣与门弟子问答之微言,学者求道之要也。而世以与诸子比,童而习之,壮而弃焉。训诂所传,虽未尝绝,然智不足以知圣人之心,学不足以得道德之正,遂以私智簧鼓其说,以眩天下,其侮圣人之言,何足深罪?特以斯文兴丧于此系焉!此忧世之士所为动心者也。上蔡谢公,得道于河南程先生。元祐中,掌秦亭之教,遂著《论语解》,发其心之所得,破世儒穿凿附会浅近胶固之论,如五星经乎太虚,与日月为度数,不可易也,其有功于吾道也卓矣。而学者初不以为然也。某年二十一,……在太学得其书,时尚未盛行也。后五年,传之者盖十一焉。”(卷二百十日)可见,随着程门弟子的发展壮大,《论语》学的义理化已蔚然成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