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论语》的文体意义

作者:过常宝 / 2018-03-20 00:03:18
  内容提要 《论语》的文体源自史官文献中以“王若曰”、“君子曰”为标志的“语”体。以“语”体和“子曰”的形式载录孔子的言论,是为了实现孔子的“立言”理想,并将他归入史官、君子这一文化传统。《论语》继承了《春秋》“微言大义”的话语构建模式,它不具有真理认知的特征,而是通过指示性的陈述,将事实置于各种实际关系之中,从而表达出对事实的态度,也因而显示出个别性、即时性的特点。此外,《论语》还继承了史官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的经典阐释方式,即通过“辞达”缩小自己与神圣文本之间的界限,让意义自我显示出来。《论语》总是通过鼓励学生接近真理,并指示路径,但却从不直接表白最终真理。因此,《论语》的结论具有相对性、主观性特点。指示性源自宗教叙事的启示性,其之所以能成立,在于孔子承继了古代瞽史的话语方式,并被认为是一种“卡里斯马”式的准宗教领袖。《论语》之后,墨子、孟子等学者往往自觉编写这种语录体著作。

  关键词 《论语》 语录体 巫史文化 启示性

  孔子是史官文化到诸子文化的中间环节,《论语》也因之而承继了史官文化的要素和精神,是在史官文化氛围中诞生的诸子著作的先驱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论语》列入“六艺略”中,后世学者遂以为经书。蒋伯潜认为:“孔子为诸子之开祖;私家之著述,始于弟子后学记纂孔子言行之论语;与其以《论语》为六艺之附庸,不如以《论语》为诸子之冠冕云云。”①那么,《论语》的语录体制是如何形成的,又具有何种特点呢?这要回到史官文化背景上,才能有更准确的理解。

  一

  孔子是史官文化转变为诸子学术的关键性人物。孔子虽然以整理、传播“六经”为自己的毕生事业,并自称“述而不作”,但形成于春秋时期的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)的不朽观念又不能不让孔子心动。设学课徒固然是立言之事,但能见之载籍却是每一个“君子”的梦想。所以孔子感慨道: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而帮助孔子完成这一心愿的是弟子们所编纂的《论语》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说到《论语》的编纂过程时说:“《论语》者,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。夫子既卒,门人相与辑而论纂,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孔子的教学活动,应该以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为主,而《论语》所载的则是孔子指点学生的话,由于这些语言的现实性、针对性更明显,更能直接反映孔子的思想。因此,在此后的学术传统中,《论语》甚至超过了六经的地位,成为儒家的圣经。但如果从著述的角度来看,《论语》现存二十章头绪散乱,每一章内部以语句为单位,语句之间缺乏逻辑关联。这是由于弟子们“各有所记”的随时随地性所造成的。“论语”二字的含义,依《汉书·艺文志》,则“语”乃孔子之“语”,而“论”为“辑而论纂”之意,未说出这种文体的来源。

  “论语”其实来自史官文献中的“语”。徐中舒认为“语”是瞽矇传诵的历史,到春秋末期经笔录后“成为一种新兴的书体”。因此,“记录孔子遗言就被称为《论语》,记录古代传说就称为《说苑》。后来禅宗和理学有语录,小说有话本,皆以记录‘语’‘话’得名”。②“语”作为一种载录类别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《尚书》是古代最早的记言文献,《尚书》中的“言”实际上是仪式背景下的训诰命誓之“辞”,在文化功能上与甲骨卜辞中的“命辞”相差不大,还不能算是真正的“言”。但“辞”、“书”等却启发了西周、春秋史官对言语的载录,于是出现了各种“志”,如“史佚之志”、“古志”等。“志”往往是西周史官语录,那是由史官地位的神圣性决定的。春秋时期仿照志,又出现专门载录“嘉言善语”的“语”,如《国语》、《事语》等。而“语”则主要是“君子”的言论。申叔时在论太子的教育时说:“教之语,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,用明德于民也;教之故志,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。”(《国语·楚语上》)相对于“辞”及《春秋》等文献来说,“志”和“语”的世俗成分较明显,其地位应在《春秋》等史官正式文献之下,但仍然具有某种现实权威性,是面向现实的巫史文献。孔子以史为师,以史籍为教,又以道统自任,他的学生也应该非常熟悉这些文献。所以,以“语”体的形式载录孔子的语言,其文化动机也就是认为孔子属于古史官、君子统系,是巫史文化中人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“汉中垒校尉刘向言:鲁《论语》二十篇,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”。所谓“善言”即“嘉言善语”,可见刘向认为《论语》之编纂与《国语》并无什么区别。《论语》编成之后,也就成了儒家后学传授孔子学术、延续师道的教材,③从而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等经书并列。

  《论语》以“子曰”的形式载录孔子的言语,这一形式也源于史官文献。《尚书》八诰记言有个标志性的语词:“王若曰”,或者“周公若曰”。其实“王若曰”这一例式甲骨卜辞中就有了,作“王占曰”。在西周金文中基本就固定下来。“金文中凡史官宣示命臣某或王呼史官册命臣某而称‘王若曰’者,多在一篇之首或一篇的前一段,以下如复述之,则均简称为‘王曰’,此乃蒙上文而省却‘若’字”。④可见,在西周时期“王若曰”是策命仪式中由史官代宣王命的一种固定的程式,而“王若曰”由此而成为记言之标志。在此文化背景下,史官也载录一些先贤的言语。春秋时期称引前贤言语时常以“君子曰”领起,如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季札称“君子曰:能守节”,昭公三年文子称“君子曰:弗知实难”,《国语·楚语上》左史倚相引“君子曰:违而道”,等等,有学者认为“‘君子曰’是传喻人或当世、后世贤人传《语》时所发的议论”,⑤可见“君子曰”亦非简单的行为记录,而有提示“语”体的作用。从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的情形,可以看到春秋时期有不少“语”体文本在社会上传播,史官载录“语”、征引“语”较为盛行。“语”已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具有立言价值的文体,而“君子曰”也就成了立言的一个标志。“子曰”在形式上与“君子曰”并无不同,只是“君子曰”是泛称,而孔子弟子不可能以泛称形式来论集孔子的“语”,所以改为“子曰”。那么,“子”是什么意思呢?杨宽说:“在春秋以前,‘子’原为天子所属的卿的尊称,如微子、箕子之类……到春秋、战国之际,由于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,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之风兴起,‘子’便成了著名学者和老师的尊称,如孔子、子墨子之类。”⑥但“子”其实只有在文献载录中才用,在现实中学生往往称老师为“夫子”,而作为第三人称则与姓连用称为“孔子”、“墨子”等。“子曰”连用,恰是一种文体的标志,是“王若曰”、“君子曰”传统在新的形式下的延续。

  此外,孔子教学以阐发史官文献、指示大义为主,《论语》的出发点亦在于此,也是对各种史官文献的总结和提示,所以孟子屡以“孔传”称《论语》。“传”的意思就是对经典文献的传播解释,也就是说孟子是将《论语》纳入史官文献统系之中的。